話說當年
文/謝益田
1930年我謝益田出生於檳城。六歲時移居吉隆坡，恰住在今陸佑律（以前有一段時間稱為辛炳律）。當時正在建造這條馬路，可以看見由東姑山運來一泥斗一泥斗的泥土，堆填成道路，
再加上柏油而成為今日的陸佑律。道路兩旁都是菜園屋，其中三水會館也在這，（現在銀禧老人院即在當年的三水會館館址），後來才搬遷到新街場店屋。
不久，我們家也搬到暗邦四條石花旗錫礦
公司內的膠園木屋區居住。父親是錫礦公司的木匠，母親是典型的中國婦女，在家裡帶小孩外也會做些椰衣掃把來賣，從中賺取一些錢來幫補家用。兩餐一宿生活還算安定。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有外國人的生意因曰本南侵而解散了，父親因此而失業。幸好當時暗邦路一帶的洋樓院子裡種了許多椰樹，每天我都會到各洋樓的椰園探望一下，只要見到印度人上樹採椰子，我便會在樹下等候，等他們把椰子去皮時向他們收買橄皮，然後用腳踏車或雞公車載回家。母親和孩子們把浸泡過的
椰皮做成了椰衣掃把，由我載到市區去批給富 興和生記等生貨店，由他們去轉賣給用戶。有時，我也會用腳踏車載了大約一百支的椰衣掃
把到巴生及加影等地沿途叫賣。當時我只是一個十來歲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黎明時就要
起程，腳車左右擺動不易平衡；幸好當時車輛不多，車速也較慢，即是如此也常教人替我捏了一把冷汗。有時腳踏車因過重而倒下，也常有路人幫助我把車扶起來繼續叫賣。如此過了一段時間，父親在半山芭大街租下了一間店舖做木器傢俬。一來是人手不足，且父親想我學一門手藝，將來容易找食。因此我便轉來半山芭傢俬店做學徒，開始只做碗櫃及斗櫈等，銷量不多生意慘淡。經友人建議我們改做日本人每天都需要用到的木桶（當時半山芭整條街都
是木桶店，但仍供不應求）。因此我們找來了一位叫蔡滿的師父（他是一個吸鴉片者，但是工藝一流)，由我跟他學藝。不久，有一個會說華語的日本人來店裡訂木桶，要求每日要十擔（即二十個）。他以命令的語氣對父親說話，父親因不通華語很怕日本人，而店裡也只有我會說華語，所以一切由我和日本人交易（後來才知道那人是三井株式會社的黃旗軍官）。當時我才十三四歲，那日本人對我倒也信任，每天用軍車來載木桶，錢也照付。木製的桶需要大量的木材，雖然每天有孟加里（錫克人）用牛車把樹桐載來賣，但也不夠分配給所有的店，
而一般可加工再用的木箱也早被人收買光了；
因此我和店裡另一個年輕伙記羅苟在天一亮就到暗邦四條石轉入淡江森林，兩人一前一後以木製的古里車載滿樹桐，再一步一步地把樹桐拖回店。回到店時已近晚，吃過飯便休息準備明曰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隨後英軍回馬，接著各行各業慢慢恢復。和平來臨每個人都充滿希望：生意人能繼續做生意，工人能早日找到工作，失學者希望能繼續讀書。終於在1946年所有學校都先後復課了，我因超齡不能進入正規的學校。這時候循人學校夜學正在招生，我便迫不及待地走到惠州會館樓上報名。當日我報讀高小一年級（即小學五年級），學費是每月二塊錢。當時校長是鄭為信先生，老師計有楊繼任師、杜覺民師、廖一通師、彭立夫師、范和美師及廖才有師等。課本有當曰的國語（即現在的華語）、歷史、地理、文牘 (即現在的應用文）、音樂等；課外活動由乒乓、唱歌、遠足等。
夜學部學生年齡參差不齊，同學從事各行各業的都有。我們每星期上六天課，每晚兩小時，每週都有週會。週會上鄭為信校長勉勵我們用心求學，以補回失去的三年零八個月寶貴時光。如果不乘此機會趕上如何能對得起自己的父母。鄭校長終日向我們教訓：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惠州會館戰前即為時新的皇后大酒店（日據時期改酒店為賭場，
牌九、番攤、擇色、十二支、車馬砲、輪盤、白鴒票、千字票、字花等），戰後會館樓下計有葉鏡明雜貨及山貨店，布店大生堂。樓上有四間教室及教務室。三樓是馬來亞共產黨黨部（黨部秘書劉一帆先生常請我們到禮堂聽他演講）。四樓則多租給職工會使用。由於四樓租戶複雜，鄭校長時常提醒我們年輕人應努力求學，以學業為重。我因此常把校長的話掛在心頭不敢忘懷。
學校也舉辦及參與一系列的課外活動：當年歌唱比賽由廖金煌同學（現今新同利膠輪復
興東主）以一曲“夜半歌聲”摘冠。校際演說
比賽由李華生同學（李吉慶大寶號少東)代表並奪得“全雪隆華校演講比賽”冠軍，為校增光。假曰有腳車隊到湖濱公園野餐，大家圍個大圓圈唱歌跳舞。另外劉辛甫老師也帶領腳車隊到郊外的黑風洞去實地觀察如何開採蝙蝠糞，增加同學的知識（洞內蝙蝠糞堆積如山，踏入洞口即有強烈的糞味撲來，惟有用手帕封住口鼻方能支持。洞口架有電纜供照明用，洞內則請工人將蝙蝠糞鏟起，一桶桶的送到高架台吊下來，再送往工廠加工成肥料轉賣給農人）。春秋兩季假期，學校也會帶同學到較遠的地方遊玩。當年我們就去了波德申度假：學校為我們租用軍用羅里，在車斗邊排兩排木板，中央再加一排當坐板；同學有的站著有的坐著，一路上談笑唱歌。到了波德申住進了向校董黃伯才先生租來的水樓，師生同遊其樂融融。記得當時參與的同學計有已故羅大章(為電影黑金的導演）、譚銳佳（前往新加坡發展，首創在電臺主持烹飪節目，也開了麗華大酒家及分店）、劉耀康（在警界為交通副總監)…….
1946年底學期快結束前，放學後的一個晚上鄭校長叫我進校長室。他帶著和藹可親的
笑容問我考試成績如何？我低下頭微笑沒有回答。校長轉過身把桌上的學生成績表隨手一翻， 並問我今年幾歲。我回答說：“十七歲了”，
校長說：“十七歲應該是高中時期了。你們因三年零八個月南侵而荒廢了寶貴的時間，照看你的成績也不應該再繼續讀高小，明年你就去念中學吧。我已為你準備了一封推薦信，看你要去那間中學繼續求學。”此時我的心情很緊張，但內心又說不出的快活。拿了信向校長道謝後趕緊騎著鐵馬拚命趕回店。當時父親正在店裡看報，我放下書包走到父親面前叫了聲爸爸。父親停下來問我什麼事，於是我向父親重述了校長對我說的話，嚴父頓了一下說：“益田，你可知道父親我十三歲就跟人來馬來亞做工找食，而你已十七歲了應該要學一門手藝方便他日找生活，且店裡也無人幫忙看顧。”父親的話如一盆冷水向我頭上灑，滿懷高興消失無蹤。我一言不發地回房朦頭而睡，其實在黑夜裡輾轉難眠，腦中想著自己的前途。早上起來開店，把店中各事做好，向工人交待一下（父親外出不在）便騎著腳車回暗邦四條石見母親。母親見我不做工而回家也很驚訝，我把事情向母親重述一次。母親聽了想了一下說：“既然校長認為你可以上中學你就放心去吧，
父親方面我會向他解釋，且學費的事也不必擔心，我會給你。”我真是太高興了，昨夜一夜難眠全都忘了。就這樣我進入了文良港中華中學完成我的學業。只要一有空我就會回母校探望校長及老師，可惜不久後就沒再見到鄭為信校長（校長一職由楊繼任老師擔任），聽說他因不能在教育界服務而回中國了，我只能在心裡懷念著他。
1954年某日回循人學校（1948年搬遷到陸佑律新校舍）。當時的新校舍比在惠州會館好得多，雖然只有三尺磚牆加上木板屋，但空間多了，有籃球場，運動場，中間還有一個大禮堂及二個講台。因為剛建好禮堂中間空空一無所有。恰巧有一次和楊繼任校長及杜覺民老師閒談中提及講台上有布幕就更好。於是我便去找了一些校友如蕭樹球、李華生、故羅大章、故黃贊康、唐潤平、故周寶玲、葉明光、故高成添等等，發起“循人校友臨時捐獻籌備委員會”發動募捐，約募得二三仟元左右，完成了台前的布幕。更組成話劇組，於1954年11月
28日配合禮堂開幕，由故羅大章同學導演了名劇 “茶宴”，其中動用了十六位男同學及四位女同學成功演出。也藉此機會把布幕獻給學校，算是對母校略盡棉力。
茶宴劇照(校友謝益田提供)
編者按：謝益田先生為熱心校友。他這篇文章脫稿於2004年3月，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及珍貴圖片。根據他這一篇文稿
讓我們清楚了解到循人師生的關係，教學情況，對於戰時的生活狀態有真實的描述。
《時代嚮導－－循人學校史料彙編１９１３－１９６３》
